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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令所有人大吃一驚!

胡俊凱 | 瞭望智庫駐東京研究員

發布日期:2019-11-21

有人說日本高層政治其實是幾大家族的游戲。這話有一定道理,家族背景與心術權謀的確是日本政治的標配。不過不能忽略的是,任何政治游戲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和選民需求,也是難以玩得持久的。

11月20日,安倍晉三正式打破塵封106年的紀錄,成為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2887天)。與2012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安倍晉三對石破茂的驚險逆轉勝,和同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成為首相時輿論對其前途多舛的預測,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照。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地區發生的里氏9級特大地震并引發巨大海嘯和福島核電站泄露事件,在政壇的反應,便是終止了永田町走馬燈似的換首相游戲。

此前,從1987年登臺的竹下登算起,24年間日本共有17人出任首相。

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及首相后,其政權迄今已運轉了七年。按自民黨總裁任期看,理論上他的首相任期可到2021年9月底,那時執政天數將達3567日。

是什么原因使這位當初觀察家們并不看好的豪門公子成為日本戰后最有權勢、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一時間眾說紛紜。

不過,從近三十年日本社會及政經形勢的變化軌跡,撇去各種密聞、傳說和小道消息的浮沫,或可看出一些端倪。

注:岸信介系安倍晉三外祖父,佐藤榮作系安倍晉三叔外祖父 。 

1

泡沫破滅,日本進入大轉折時期


有人說日本高層政治其實是幾大家族的游戲。這話有一定道理,家族背景與心術權謀的確是日本政治的標配。不過不能忽略的是,任何政治游戲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和選民需求,也是難以玩得持久的。

上世紀90年代以降,幾乎與世界同步,日本也進入了一個大轉折時期。

這一轉折起因于其國內一系列經濟社會神話的破滅,少子老齡化的不期而至,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多極化和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席卷世界,以及在此過程中一批新興國家的崛起。

承載重現高速增長榮光夢想的泡沫經濟在1990年驟然破滅。日經平均指數從1989年末歷史最高的38915點,跌至2009年3月的最低值7054點。企業倒閉、個人破產、著名大銀行關張,經濟不景氣很快與人口減少、老齡化問題匯合,并形成相互影響,致使地方城鄉一片蕭條。

1995年前約40年間,日本沒發生過特大地震。這期間恰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核電發展起步時期,因此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發生,尤其是其對經濟活動的阻斷,以及隨后進入大地震活躍期的態勢,不僅喚醒了日本人對大地震的恐怖記憶,而且對社會心理產生了極大的震撼。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資料圖)

同時,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加上少子化、高齡化等人口結構變化,使曾經為人稱道的社會保障體制倍受入不敷出的困擾。人們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質量下降。社會上惡性事件頻頻發生,如地鐵沙林毒氣事件、藥害艾滋事件被揭發、O157大腸桿菌流行等,都使社會陷入恐慌,“安全大國”神話一時蕩然無存。

經濟社會層面的混亂狀況在政壇產生的“應激反應”令人始料不及。政壇延續38年之久的“55體制”(注:55體制是指日本自1955年出現的一種政治格局,即長期維持自民黨為執政黨、社會黨為最大在野黨的穩定兩黨政治狀態。一般認為該體制結束于1993年自民黨第一次下野。)隨著1993年自民黨下野而崩潰(這個老牌政黨于2009年再嘗下野敗績)。傳統各黨都在重新審視、調整自己的政治主張。“55體制”另一個主角社會黨(1996年改名社會民主黨)1994年一度以聯合自民黨、先驅新黨的方式上臺執政,算是拋掉了“萬年老二”的帽子,卻因大幅修改黨的主張而遭選民拋棄,從此一蹶不振,在政壇被邊緣化。

政壇各種政治勢力分化組合,演繹了一幕幕政壇活劇。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密室政治日漸式微,明星政治崛起,口號式政策主張頗為流行,反映了一種病急亂投醫的社會心理。

2

兩大標志性事件直接沖擊日本政壇


如果說日本經濟社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一個大轉折時期,那么,2011年兩件影響深遠的標志性事件,為此提供了印證。

2011年1月20日,《日本經濟新聞》記者高橋哲史自北京發回報道說,“日本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已被中國超出”。

自1968年日本經濟規模超過西德成為世界第二以后,日本人已習慣了“東亞雁陣領頭雁”“先生”等稱號及其帶來的驕傲。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進程中,日本的“援助”和“先生”作用不可低估。

“突然”之間,領頭雁落在了后頭,“先生”被“學生”超過。這種國家間的沉浮起伏給日本知識界和政界帶來了強烈的心理震撼和各種不適應、不自在、不自信。

在日華人評論家莫邦富2015年在《日本是大國,還是小國?》中說:“近年來討論日本是大國還是小國這個敏感話題的人在急劇增多,我以為這是日本人開始對自己不自信的一種表現。”正是這種不適應、不自在、不自信,將日本導入了一個內外政策大調整時期。

如果說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席位的讓出,還只是在知識界和政界引發了激蕩的話,那么接下來發生的事,則讓全體日本人經歷了一次對巨大慘痛的集體體驗。時任首相菅直人稱之為“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里氏9.0級特大地震,并引發巨大海嘯,以及震驚全球的福島核電站事故。

(“311”日本地震引發巨大海嘯資料圖)

據2019年3月11日日本警察廳的匯總數據,在這場巨大災難中,以巖手、宮城、福島三縣為中心的廣大區域,死亡人數達15897人,失蹤者2533人。由于海嘯和核事故影響,仍有約5.2萬人疏散在外。

通過電視播放的廣告和口號是反映世態的鏡子。在災區復興過程中,以日本齊心協力共赴國難為基調,出現了許多“相信日本力量”“日本強大”“現在我們能做”等鼓動人心的廣告和口號。

東北學院大學文學部綜合人文學科教授原口尚彰在《東日本大地震與社會意識的改觀:人類學的考察》中寫道:“戰后日本社會仍然具有不重視個人思想信條自由的國粹主義體質,標準的日本人平常不會高唱國粹主義、愛國心,但其內心深處潛藏著民族主義情結。就這次震災而言,‘日本人必須團結一致應對國難’的口號被人們所接受,就具有喚醒沉睡在人們內心深處民族主義國民感情的效果。”

這兩大標志性事件一內一外,發生于同一時段,給日本人思想層面帶來的深刻影響不可低估,其所產生的思想地殼變動,直接對日本政壇形成沖擊,對日本領導層應對國內外形勢劇變的決策水平和執政能力形成了挑戰,并導致了民主黨菅直人政府的下臺,為安倍的東山再起埋下了伏筆。

 

3

東山再起的安倍政權何以長壽?


2018年,到安倍第二次執政第六個年頭時,人們開始分析其政權長壽的原因。綜合日本媒體的報道,大體有以下幾種。

集權說。

與第一次上臺時的政治菜鳥相比,2012年第二次上臺的安倍晉三經歷了挫折、背叛后,已經老練成熟了許多。借力打力、順勢操作,使他成為日本歷史上權力最為集中的首相。

政策研究大學教授竹中治堅認為,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日本政治改革,使首相權力得到強化。1994年日本改革選舉制度,將中選舉區制度改為小選舉區和比例代表制。同時引入了政黨補助金制度。這些改革使黨派的候選人公認權和政治資金分配權從派閥手中歸于黨派管理層手上,而站在管理層頂端的正是首相。

2001年日本對中央政府部門進行改組,強化了首相在制定政策方面的權限,充實完善了輔佐部門。首相獲得了自行制定政策的權限,擬定政策方案被劃歸內閣官房。同時,新設了輔助首相制定政策的內閣府和內閣府擔當大臣。

改革前,擁有制定政策權限的基本上都是大臣。在法律上,幾乎沒有任何領域是首相可以制定政策的,首相僅僅擁有調整政策的權限,以及政策確定后的指揮權限。改革后,首相可以利用內閣官房和內閣府主導政策的形成。

從1994年到現在的25年間,日本出了13個首相,其中對上述政治改革成果運用得最到位,并且不斷強化首相權限的,當屬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以后)。   

2013年11月安倍內閣通過了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同年12月和2014年1月,分別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安全保障局——首相在制定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權限得到了強化。

2014年4月,通過了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法案,5月新設了內閣人事局——首相對各部門高層人事安排和組織結構的影響力再次得到加強。

股市說。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17年底,安倍和他的盟友、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聊到股價時,曾干勁十足地表示:“希望股價增至(政權上臺時的)三倍以上。”

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上臺時,日經指數為10230點,到2019年11月8日已上漲至23391點,增至約2.30倍。3倍以上就是3萬點以上,這不由得不讓股民們對其充滿期待。

縱觀日本歷屆長期政權,有一個共同點即經濟穩定、股價上漲。池田勇人是二戰后借助經濟增長實現長期執政的先驅,據稱他每天都會關注股價。

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純一郎在任期間,股價和實際GDP均比上臺時有所增長。佐藤榮作執政時,日經指數上漲至3.07倍。中曾根執政時上漲至2.88倍。橋本龍太郎內閣首次將日經指數顯示板搬進首相官邸。小淵惠三為了推動股價突破2萬日元大關而采取了各種措施。

最近幾年,日本散戶入市數量又開始大量增加,其熱度在引起經濟學者擔心泡沫重演的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股市增長對安倍政權的支撐作用。

平衡說。

安倍第一次執政時被稱為“朋友內閣”,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到第二次執政時,安倍對政權的運營則要嫻熟得多。

他以菅義偉(無派閥、安倍堅定擁護者)、麻生太郎(麻生派)等幾位政治盟友為執政團隊的核心,長期卡住要職。以二階俊博(二階派)、岸田文雄(岸田派)、河野太郎(麻生派)、茂木敏充(竹下派)、加藤勝信(竹下派)、甘利明(麻生派)、下村博文(細田派)等人在黨內和內閣長期任職,以維持黨內平衡來實現政權穩定。

《日本經濟新聞》曾比較安倍晉三與小泉純一郎兩個長期政權的異同,稱小泉的的政權運營做法為“獨狼型”——即自己在黨內缺乏政治基礎情況下,把反對改革的自民黨議員稱為“反對勢力”,將輿論引導到自己一方。而安倍則是“盟友支持型”,在閣僚和黨高官等的人事安排上努力維護黨內平衡。

對手說。

1993年日本在野八黨聯合,將連續執政38年的自民黨拉下臺,2009年民主黨再次終結自民黨政權,都曾掀起民眾對新政治勢力革故鼎新的期待。

但這些“新政治勢力”與自民黨相比基本屬于換湯不換藥,有的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有的雖有主張卻與現實相去太遠,有的密室政治依舊,加上政治投機者眾多,對重大國政課題拿不出具體辦法,尤其是在“311”大地震、福島核事故等重大危機發生時驚慌失措,因此很快失去選民支持,有的黨派甚至泡沫化、邊緣化。

選民因在野黨靠不住而不得已支持自民黨的不在少數。

2017年自民黨再次在眾議院選舉獲勝后,連安倍自己都感嘆“沒想到能這樣大獲全勝”。

日本媒體評論道:“支持率較低的在野黨在幫助安倍獲得支持”、“自民黨一黨獨大,皆因在野黨一盤散沙,沒有杰出人物”。

 

4

第一次的“失敗”換來第二次的“成功”


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安倍長期政權成因所作的分析,當然各有道理,但是,在轉折時期,對民眾所關注諸多課題的應對,即一屆政府對國家政策的運用,應當列為首位。

安倍在2006-2007年的第一次執政僅維持了366天。

觀察家普遍認為他有雄心而缺乏執政經驗,懂人情卻為人情所陷——他的政府被人們稱為“朋友內閣”,這些朋友既辦不了實事,還接二連三地出事,生生把他給拖下泥沼。

但是,這也使他得到了一次政治生涯難得的磨煉。可以說,如果沒有第一任的“失敗”,就換不來他第二任的“成功”。

他把首訪國家定為中國和韓國而不是美國,以修復小泉執政時遭到損害的日中、日韓關系,反映了日本戰后出生的一代政治家務實的一面。

從小深受外祖父岸信介、叔外祖父佐藤榮作影響的他,以“擺脫戰后國際秩序”為旗幟,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如制定《國民投票法》,修改《教育基本法》,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加快推進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和啟動日本版NSC(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工作等,體現了其政治上右傾保守主義色彩。

他繼承了前幾屆政府的經濟財政咨詢會議,但將其變成一個相互協調的機構,而為自己的核心政策“一億總活躍”和“工作方式改革”等單獨設置會議并親任主席,體現了由首相官邸主導宏觀經濟和改革的意愿,上臺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推出多項施政目標。

竹中治堅指出,其試圖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同時解決結構改革、貧富差距對策、教育再生、安保政策、修憲程序等眾多政策課題,反而使民眾沒法充分理解他是在追求什么目標。加上其政策、計劃存在課題列舉充分、應對措施不足的特點,招致了輿論的批評。

第二次執政后,安倍政府在政策問題上作了明顯改進。

一是不斷推出新目標新政策。分階段限定重點政策數量,致力于向民眾展示政府正在追求實現什么目標。

在執政第一階段,即2013-2015三年間,安倍針對經濟長期萎糜不振、通縮嚴重的狀況,集中實施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即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促進投資的增長戰略;推出與“三支箭”相關的促進婦女就業、電力自由化改革、法人稅減稅、企業治理改革等政策措施。

2015年9月,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執政進入第二階段后,安倍提出實現“一億總活躍”社會的目標和“新三支箭”計劃,即孕育希望的強大經濟,構筑夢想的育兒支援,令人安心的社會保障;還推出地方創生戰略、人才培養改革、工作方式改革等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

2018年9月第三次安倍當選自民黨總裁,執政進入第三階段。針對這幾年重大自然災害頻發和老齡化加劇態勢下,人們對安全和生活保障的擔憂,和日趨復雜的國際形勢,安倍政府2018、2019連續兩年發表基調相同的《基本方針》,重點推出以減災防災為目標的國土強韌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政策;在經濟上提出要實現戰后GDP最高值600萬億日元的目標;對外則提出由價值觀戰略、印太戰略、對戰后日本外交進行總結等構成的外交政策。

分階段、有層次、有針對地推出國家政策,不斷改變目標,使民眾看得清楚,消化得了,容易認同,還有新鮮感。從這一角度,說安倍第二次執政團隊在政策操縱方面具有大師水平是不為過的。

二是“政策收割機”。在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推出的政策中,不少似曾相識,或者有的是日本歷屆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做的事,被冠了個新名字而已,有些則是將民間許多嘗試集納起來,再形成政策予以推廣。

以地方創生戰略為例。這是安倍政府于2014年推出的一項重要政策,旨在糾正“東京一極集中”(全國人口向東京大城市群集中)、阻止地方人口減少、提高日本整體活力。

實際上,日本從1962推出了第一個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起,就開始了縮小地區收入差距、搞活地方經濟的努力,歷屆政府都在做同樣的工作,只不過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而已。各地民間人士和機構也做了大量地方振興的嘗試,如“一村一品”運動、“里山資本主義”、“地方峰會”活動等。這些來自民間的好做法,大量被吸納進地方創生戰略中,上升為國策。

“里山資本主義”的倡導者、日本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藻谷浩介就曾抱怨,安倍政府吸納了“里山資本主義”理念并融進了相關政策,但高層并不承認,所以有關政策中沒使用“里山資本主義”這個詞,事實上地方自治體和地方企業、民眾卻非常支持。

這種事例不少。所以地方上有許多人稱安倍政府為“政策收割機”,亦不為妄言。

 

5

“政策大師”還是“虛張聲勢”?


之所以稱安倍第二次執政團隊為“政策大師”,一個原因在于其對政策的嫻熟操弄。很多時候政策不過是選舉政治的衍生品。對于民眾而言,有的政策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有的虛無飄渺,空泛無物。

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用“虛張聲勢”形容安倍第二次執政的外交政策,說他上臺伊始提出外交宣言要“擺脫戰后國際體制”,開展“俯瞰地球儀”的自主外交,結果遭到美國警惕和冷遇,于是趕緊180度轉彎,肉麻地稱“對日本來說,與美國的邂逅,就是與民主主義的遭遇”,重新站回美國傘下。

六年來安倍與普京進行了25次會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與朝鮮的“綁架問題”全無進展;與韓國的關系已惡化到無法修復的程度……不僅外交“虛張聲勢”,國內政策也多為“遺憾”,如“三支箭”箭箭落靶(名義增長率目標為3%,通脹率目標為兩年達到2%),勞動方式改革完全偏離了要點等。

大前研一用的“虛張聲勢”這個詞雖然尖刻卻還準確。再以地方創生為例,堪稱安倍第二次執政的招牌政策,但主張“小政府”的安倍內閣并未拿出比前面政府更多的真金白銀和更多的辦法來做這件事。

2012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復出的安倍晉三在第一輪投票中,地方票只得了87票,大大低于競爭對手石破茂的165票。雖然安倍在第二輪投票中逆轉獲勝,但“地方”二字給了安倍極大的教訓,也成為他第二次執政后高擎地方創生大旗的根本原因。

一位日本農業問題專家說,近些年日本中央政府部門制定實施了不少搞活地方的政策,但現實狀況是全國幾乎所有市町村的自立性都在下降,而依靠國家補助的基層自治體卻在增加。除了由于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的大趨勢沒法逆轉外,主要還是執政者采取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實際有效,推行力度也不夠強。

借用大前研一的話,“在選舉對策面前,國家利益和國民生活變成了次要和更次要的”。為拼選舉而即興式發布的政策,雖能聚集人氣,卻不能解決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有的還為未來執政者埋下巨量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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